现代国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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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下国企的创新与转型

学习前苏联行不通,照搬英美搬不动,法德日韩也仿不来。对经济学而言,更有意义的是定义“新常态”,定义“新国企”,有的放矢地推动经济发展,为新常态下的企业改革和产业转型支招,为经济学的发展谱写新的篇章,开辟另一广阔天地。
 
文=徐念沙
 
 
新常态下的国企改革,如何协调与平衡各方利益,推动创新与转型,实现最佳的社会整体利益是一个新的课题。
 

经济学的理论指导

 
首先,在理论方面。西方经济学理论已经成为经典教科书,得到了广泛运用。大家旁征博引,寻求相应的理论依据。但是,当前的经济理论分析并没有加入“动物精神”等相关要素,忽视了企业家目标的多重性和复杂性,与现实相去甚远,在中国亦是如此。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不在西方经济理论之中。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改革发展是应该回到发展了240多年、今天依然争论不休和危机不断的西方经济理论框架内,还是继续行进在刚刚开展了30多年、虽有争论但毕竟实现了高速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探索之中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不断解决各种新的问题,实现了一个又一个的目标,要想实现新的战略目标,需要凝神定气、凝心聚力,更需要时间、空间甚至试错。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十八大精神,说一千,道一万,归结为一点,就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应该成为国企改革发展的核心思想。回到现实中来,我们正在做着前人没有做过的事。学习前苏联行不通,照搬英美搬不动,法德日韩也仿不来。对经济学而言,更有意义的是定义“新常态”,定义“新国企”,有的放矢地推动经济发展,为新常态下的企业改革和产业转型支招,为经济学的发展谱写新的篇章,开辟另一广阔天地。
 

国企改革的实践探索

 
其次,在企业实践探索方面。以保利集团来说,1984年成立后,保利集团不断改革创新,业务从军品贸易逐步拓展到房地产、文化、能源、民用炸药爆破等领域,目前房地产、军品贸易、文化拍卖和民爆均在全国名列前茅,乃至居世界同行前列。需要指出的是,军品贸易在整个集团的份额不足5%,而其他四项业务均处在完全竞争领域。截至2013年底,保利总资产4553亿元,列央企第24位;营业收入1318亿元,列央企第51位;利润总额205亿元,列央企第13位,上缴税金214亿元,人均财务贡献约100万。30年来,资产由成立之初的15亿元注册资本金到现在的4500多亿元,增长了300倍,实现了高速的发展。在央企中,保利不算是发展最快的,也不算是最成功的,多数央企都有了量的倍增和质的飞跃。从保利快速发展的例子,可以看到我国国企改革的成就。
国有企业在公司治理和制度建设方面也在不断完善,从未止步,向世界更高标准看齐。这些年,我接触过许多国外的知名企业家。我在曼哈顿面对百亿美元身价的大亨,与他们交流对市场和企业经营管理的看法。这些外国同行对中国国有企业褒奖有加,远不同于国内的种种非议。此外也令人发想,他们虽然有完善的管理制度,但和中央企业相比,内部监督预防制度不是不足就是缺失。他们的治理结构,如何做到实现效率和公正,避免腐败?
亚当·斯密先以《道德情操论》闻名于世,后以《国富论》传世留名。这两本书对比悬殊、人性冲突,一个是富有同情心的“道德人”,另一个是追逐私利的“经济人”;一个假想了具有动物精神的“公正的旁观者”,另一个提出了市场价格机制的“看不见的手”。制度工具是经济学的安排。无形的旁观者是哲学、神学的安排。企业内部的监督预防一种是靠有形的制度法规,乃至叠床架屋式的监管制度安排;另一种是靠无形的旁观者监督、企业家的自律意识;或者是二者的有效结合。使之不敢、不想、不能贪腐。不同的选择,是不是也是西方企业与我们之间的差别?值得认真研究。
 

多方协调,实现目标趋同

 
最后是多方协调,实现目标趋同。我曾向陈志武教授等多位知名学者讨教对中国房地产的看法和公司治理秘诀。大家的共识是,房地产市场存在着风险。我同意,但认为风险不会来得那么快、那么急。有人问我:“如果风险就在明天,你怎么办?”我回答:“我跟大家一样只能倒下,但我能比别人更快站起来。” 席勒教授引用了花旗银行前总裁查尔斯·普林斯的一句话:“只要音乐没有停,你就必须站起来跳舞。”又对我说:“你正在跳着呢。” 可以说,我们都认识到了房地产市场的风险,预见到这必将是未来的麻烦。有人说应该踩刹车,停止跳舞,推进业务创新,进行更大力度的转型。但是,音乐未停,企业肩负着年度经营指标、收益分红要求、市场排名压力等等,“全能企业”的目标常常让企业可想而不可为。这是不是对国企未来发展更重要和更应该进行的改革呢?所以,厘清这些问题,提升企业目标的科学性和持续性也是十分必要的。
近十年来,在国资委的领导下,国企在合理规范薪酬和职务消费方面做出了很大的努力,近来也成了社会关注的热点。规范国企薪酬和消费,制定新办法和新标准,无疑意义突出。同时,要认识高薪形成的原因,搞清楚问题的关键所在,避免老问题再出现,体现科学性。特别是对于像保利这样在完全竞争领域中的国企,怎样才能平衡效率与公平?改革是否能够起到激发国企动物精神中自主创新、推动进步的积极作用,同时遏制腐败?经济学界能不能为之提供更客观、更有效、更科学的解决办法?
我们都希望,中国能有自己的谷歌、苹果和特斯拉,多出阿里巴巴和华为,由此也看到了国企在创新方面经受的挑战。大家议论某些央企在国内市场的垄断,但是也应该看到,面对全球范围内的竞争,他们肩负着走向世界,振兴民族产业的重任,像杰克·韦尔奇所说的那样,成为拉动中国GDP的火车头,成为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这些企业正肩负着挑战世界,培育并保持核心竞争力的压力。同时,节奏和策略也很重要。今天并没有比昨天过得不好,大家可以看到国企所取得的进步和做出的贡献。
总而言之,中国的国企改革依然任重道远,特别是对国企改革目标的统一认识,如何绘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宏伟蓝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有企业,需要经济学界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多方协调,实现目标趋同。
今天,我们的经济学人,有着足够好的条件,有着足够的才智,有着足够的力量,更应该脚踏实地,一手握批旧之笔、一手持创新之剑,抓紧机遇、接受挑战,帮助国企破解“全能企业”之惑,为新常态下的国企改革与创新注入新的动力,为打造世界一流的国企做出贡献!同时,要探索更有创新精神、兼容并蓄的研究方法,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设计好中国特色经济的宏伟蓝图,创经济理论丰碑,涌现更多的“亚当·斯密”,为全人类的经济发展模式做出贡献!为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国富民强的中国梦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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